日前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一篇文章《整个公司的经营方针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》在各大平台刷屏。其中提到：
在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的背景之下，“活下来”的表述引发了许多共情。
实际上，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当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逆全球化的风潮，叠加上新冠疫情反弹带来的风险，经济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缓。对此，舆论场上不乏对于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讨论，其中也难免有一些焦虑的情绪。
“中国经济该如何再次腾飞？”
“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还在吗？”
类似的困惑常见诸相关讨论之中。
8月1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，分析经济形势，对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出要求。
会议提到，经济大省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、稳经济的大梁，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进一步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，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，努力稳增长稳财源。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。各省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保持财政收支平衡，加大财力下沉，保障基层“三保”尤其是保基本民生支出、保基层工资发放。
综合这些报道，笔者认为，我们首先需要看到的是，经济发展遇到当下的波折是预想之中的事，也在中央统筹考虑的范围之内。中国的决策者用务实的态度讨论目前的经济形势，没有遮掩，而是开诚布公地讲问题、谈策略，态度是坦荡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舆论场上对于此次转移支付也有不少争论。对此，我们要知道转移支付表面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，是国家能力的体现，但是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板块之间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。历史上，东西德合并后，西德地区无条件转移支付给东德地区，原因不是联邦政府有能力，而是过去百年艰难困苦塑造了人民情感的“德意志”，这个是无条件的。
中国的转制成本非常高，经过更加艰辛苦难的历程，国家才得以凝聚，才得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。长期的战争和苦难换来了团结，也凝固了我们国家内部的政治共同体意识，长期使国家受益。说得直白点，就是遇到难事，有个“我们”，并且可以“共渡难关”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政治体制的事。
白鹤滩水电站，“西电东送”的骨干电源。记者胡超摄
任何体制都会遇到一些临机情况，需要做紧急处理。过去经济财政处于上升期，完成区域转移支付是靠中央能力，现在西部部分地区经济能力有所下滑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难以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，在此背景下，中央集中财力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，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倾斜，维护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利益，需要东部一些省份拿出“家底”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，这个“渡过难关”就是要靠共同体意识和大局意识。今天许多事情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经济和财政事务，而是政治经济学事务。
除了转移支付的途径，立足于长远看，缓解地方财政的困境、实现收支平衡，也有必要关注如下几个维度的问题，从长计议：
第重新思考改革发展的根本优势。
90年代以来，中国在处理央地关系时，为了激励地方发展，推行了“分灶吃饭”的体制改革。“分灶吃饭”的根本优势是产权安排的相对清晰化，确保了地方权责一致，地方有多大权办多大事儿，允许地方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这是中国经济腾飞、财政增长最核心的密码。
“分灶吃饭”在承认中央的领导、承认一个普遍的公有产权的前提下，赋予地方一个小产权的概念。在这种体制下，地方主政者需要服从于大局的安排，但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主导权，故而可以自主摸索发展路径，因地制宜推进地方发展。
这样的制度设计达成了两个“最大程度”的微妙平衡——最大程度地在保有中央集中领导的前提下，也最大程度地激励着地方积极性。今天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方法论没有过时。这样一种制度经验，值得我们借鉴、思考。
第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制度安排。
一个国家在其上升期做的是增量的改革，容易通过发展解决各方面问题，但高歌猛进在古今中外都不是常态。在一定意义上，遭遇一些突如其来的困境，以及在困境下如何做好思想准备和补救手段，可能更能够考验政治智慧和能力。“后撤”的政治哲学要难于“前进”的政治哲学。当增量改革转化为非增量改革，分配居多的政策也就不得不让位给再分配居多的政策，社会各方面、各群体对规则的理解会出现很大变化。国家做多了会得抱怨，不做则可能出现失控——各种冲突和情绪的失控。
1950年代，英国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以及英帝国面临的一系列难题，为了稳定国家民众，团结政治精英，实施了贝弗里奇计划等一大堆临机性策略，目的是增强各群体的安全感和体面感。着眼于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，安全感和体面感同样是需要关注的维度。除了从财政上和转移支付上着眼，还要针对社会各群体在民生、就业、社会文化、政治参与等各方面可能出现的情况，进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和补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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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要慎用“刀刃向内”的策略。
现在，面对着稳增长、稳就业、保民生的硬任务，我们整个体制在运转的过程中，尤其涉及到经济增长的面向，更要注重政策法规的灵活调整，汲取专业经营群体、专家学者的意见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由此释放更多的社会积极性。在节流的过程中，慎用“刀刃向内”的策略，保障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，落实基层“三保”，尽可能避免过度削减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资及福利，维持特殊社会群体必要的体面和心理稳定。
面对当前的困难，一些评论者直言：“感受到了经济的寒意。”但必须看到的是，我们并不是丧失了发展的能力。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健全的，中国的人才基础、专业基础是富余的，中国的企业的门类、产业链基础都是完整的，地方干部的积极性、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也从未消失。中国的经济发展动能并未减弱。目前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问题，关键要处理好国家各方面政治关系，形成共同奋斗的力量，激励共渡难关、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。
对此，我们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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